雷是比雨更可怕的东西。在武汉，春天的雷是怎么也躲不过的。无论你在房 间里还是在夜梦中，那强烈的闪电都会撕开你的眼睛。这种时候，我们只能冲到 孩子的房间，把孩子紧紧抱在怀里。而我们自己，除了用祈祷来迎接炸雷，没有 别的办法。这种炸雷时常唤醒我的动物意识，当它在我头顶爆炸的时候，我能明 确地感到自己就是大自然的一头孱弱的动物，正匍匐在苍天之下。黄凯旋就是被 春天的炸雷击毙的。这是1993年的事情。黄凯旋已经脱离了单位，在开出租车， 是一个稍微秃顶，快乐诙谐，乐于助人的人了。大雷雨那天，他正在他红色的出 租车里，一个炸雷穿过汽车的外壳击中了他。当场人就被烧焦了。我去参加了黄 凯旋的追悼会。他的妻子哭得死去活来，见了我就像见了亲人一样搂得我透不过 气来，其实原来我与她也就是点头之交。
人和人在这天降的灾难面前自然就依靠在一起了。
我们几个朋友凑了三千块钱，放在了他儿子的口袋里。
后来大毛给了黄凯旋的妻子两万元钱，让她给黄凯旋在风景优美的九峰山买 一个墓位并安排厚葬。黄凯旋的妻子从邮局收到汇款就去办这事。我们几个朋友 在黄凯旋的骨灰下葬的那一天都去了九峰山。大家为大毛的慷慨所感动，但也为 大毛居然如此有钱而心里酸溜溜的。
武汉的夏天就更不用说了。副热带高压总是盘旋在这个城市的上空，导致武 汉成百上千的湖泊和长江汉江的水蒸气散发不出去。以至于我们经常要在摄氏40 度左右的气温里持续地生活一个月或者两个月。整个城市都处在半昏迷的状态， 一到午后，几乎所有的工厂和机关都关了门。人们在令人窒息的酷热中缓慢地摇 动着蒲扇，不停地喝着菊花茶。家里的食物基本上是绿豆稀饭和西瓜，别的瓜果 都因水分不足而在武汉惨遭冷遇。孩子们不分昼夜地浸泡在游泳池里，东湖里， 月湖里，莲花湖里，长江里和汉水里。每年夏天都有溺水孩子的父母绝望的哀哭 回响在安静的凌晨。大街上不时有凄厉的急救车飞驰而过，老弱病残每天都在以 惊人的速度遭受淘汰，而新闻媒体习惯性地要在每天的早上向本市的居民报告这 个不幸的消息。另外还有一个必然要报告的消息是洪水的水位。每年武汉市都在 做着抗大洪的准备。有些居民的家里养着草龟，如果有特大洪水将至，草龟在前 两天就会顽强地往高处爬，家里人就该收拾金银细软，准备漂流了。我家也一直 养着龟，当然不是指望它预报洪水，而是因为我们通过长江洪讯每年的提醒，深 深感到了长江源头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危机。我们家将尽力养活来到我们家的所 有生命，动物和植物。希望能够以此传达我们对大自然的敬畏和爱意。
大毛在武汉度过了一个复习高考的夏季。为了抗拒炎热坚持复习，他剃了一 个光头，站在长江里，脖子上拴了一根尼龙绳，绳子的另一头则拴在废旧的趸船 上，书本则装在塑料袋子里。江边巨大的合欢树上面的合欢花在大毛的头顶上开 了又合，合了又开，落英飘在他的光头上。他对开着粉红色绒球状花朵的合欢树 说：我再也不会忘记你这漂亮的树，但是我一定要离开这个城市！
六
大毛说离开就离开，他一去北京，就四年没有再来武汉。
大毛去了北京之后，很快就给我们来了信。信是写给我们班全体同学的。大 毛对北京和他校园的溢美之词充满了几页信纸，俨然是一个从旧社会突然步入了 新社会的翻身农奴。我们大家一致认为大毛的信有炫耀之嫌，就派班上最差的同 学给他写了一封错别字连篇的回信。柳思思因为没有单独收到大毛给她的来信而 倍感沮丧。大家就开她的玩笑说：你算了吧，人家是首都的人，你是外省乡下人， 没有共同语言的。
柳思思柳眉倒竖，双手叉腰说：放屁。我们走着瞧！
后来，大毛给我的来信和寄给我的高考复习资料，都被人先拆开看过后又用 米饭粘上了。这种举动又惊醒了我内心的悸痛。那是在“文化大革命”抄家的时 候，我看见红卫兵就那么理所当然地拿起了我父母的私人信件和日记本，我当时 心里就难受得什么似的。从此我就绝对不再写信与人。我也绝对不再写日记。我 把用米饭粘上的信封寄给了大毛，除此以外我一个字也没有写。大毛也就不再给 我来信了。几个暑假，大毛都给我们全班同学来信，邀请大家去避暑胜地旅行。 很多同学组织起来，大家咋咋呼呼地讨论怎么个去法。柳思思是最积极的。我没 有参加，在熟人越多的地方，我总是越感无聊。
无聊感经常导致我—无所获。所以，我就和两三个与我谈得来的女同学一块 儿旅行去了。
1979年的暑假，我们几个人坐火车去烟台。在从青岛至烟台的蓝村换车的时 候，我听见大毛的声音在惊喜地叫唤我的名字。原来他在一辆方向与我相反的火 车里。火车在行进着，声音响了好一会儿，大毛的脸才从车窗里伸了出来。我朝 那张长了胡子的脸兴奋地“氨了一声，那张脸就模糊了，很快就变成一个没有表 情的黑点，侧挂在火车的车窗上。
在我毕业的那个暑假前夕，大毛给我挂来了长途电话。不知大毛是用什么方 式说服了传达室的老头、他居然同意在晚上九点钟的夜色里蹒跚地摸到我们宿舍 来叫我。在八十年代初期的时候，电话还只是被用来传达紧急消息。我一听有我 的电话，全身就紧张了起来。我如箭一般地冲下楼，只用了两分半钟就赶到了校 门口的传达室。可是电话的话筒不知道已经被谁挂在了机座上。我还是拿起话筒 听了好一会儿。第二天晚上，大毛又来了电话。我跑到传达室门口，透过锁着的 纱门，看见黑色的话筒孤零零地被撇在油漆斑驳的桌子上。我衷心地希望传达室 老头身体健康，脚步能够迈得更快一些。
可他还是在我等待了六分钟之后才来给我开锁。我拿起话筒，话筒里果然已 经是一片忙音。我不知道大毛有什么事情？或者说出了什么事情？因为他居然使 用了电话！第三天晚饭之后，我就去邮局挂长途电话去了。我找了几个邮局，都 说不能挂长途，要到专门的电讯营业所才有该项业务。我转了几次公共汽车，总 算找到了挂长途电话的地方。我在一张单子上填写了大毛的学校地址和他宿舍的 号码，营业员递出来一张被无数的手指摸得油腻腻的小纸片，上面写着一个号码。 之后，我就开始了漫长的等待。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营业员叫号 的声音总是兀然地响起，令我在瞬间遭遇一次希望与失望。她叫的号码总是与我 的小纸片上的号码不符。夜已渐深，我担心回校太晚，学校关门。可是我又已经 等了这么长时间了，实在不忍放弃已经付出的等待。后来，待到营业员叫到我的 号码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我一再地确认了自己的号码才急促地 跑进电话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