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刻尔克同人）[Dunkirk/敦刻尔克][FarrierXCollins] Distance for A Touch(14)CP+番外
快五年了。
而他甚至无法写一句“我想你”，更无法写那句“我爱你”。
“To my dearest friend——”
他听到自己缓缓开口。
他的信很短，很平静，平静得连代笔的那位年轻人都有些懵懂，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一个看上去伤痕累累的人能用一种描述第三者的语调描述自己，所有的残酷都只字不提，默默留在了信纸外。
譬如信的开头第一句“I am fine”。
譬如淡淡一笔带过的“手受伤了，目前不能自己动笔”。
譬如没有说明原因的“医生建议我留在捷克再稍稍休养一阵子”。
譬如结尾部分提到的一间小酒馆，只说“等我回去，等到六月的第二天，我们再一起去那里喝酒”——仿佛这只是一封普普通通的日常书信，写在暖融融的春日阳光下，而不是冰天雪地的荒原上。
信写完了，装进信封。
他在这时候摇了摇头，没有让年轻人把信封封上，而是要来另一张信纸。
他把食指伸进墨水盒里蘸了蘸，左手扣住右手手腕，让自己的动作尽可能稳一些，接着慢慢地在第二张信纸上涂写出一行字。尽管手指在微微打颤，但一笔一划都很用力，所以写出来很端正。
他低下头，耐心地把墨水一点点吹干，再把信纸一点点折好，最后放进信封。连同他的心一起。
“那么，收信人是？”
年轻人指着信封问。
◆
收信人是Ainsley Alan Collins——没有缩写为“A. A. Collins”，而是把全名工工整整地拼了出来，让这封信能准确无误地送达。
每周一次的卡车除了运送食物和药物，还充当了邮差的角色，把捆得结结实实的一大包信件递交收发室，顺便取走需要寄出的那些。
“不用天天来，”收发室里的那个圆鼻子老头用带着浓浓捷克口音的破碎英语说，“不，没有那么快。卡车得先把信件送到五十英里外的一个小镇邮局，再由邮局分批送到港口，送上邮轮。不，没有邮航，所有能飞起来的东西都用来运送士兵和武器了。”
他仍旧天天来，仿佛收发室在没有卡车到来的日子里也能意外地分拣出一封属于他的信。
老头也放弃了，不再唠唠叨叨地强调信寄到英国至少需要一个月，从英国寄回来也是一样。当然，前提是邮局和卡车还没有被炸烂。
即使一切顺利，寄信地址和收信地址之间也还隔着一千四百英里。
即使一切顺利，他和Collins之间也还隔着一千四百英里。
哪怕仅仅是一个触碰，他想，默默地闭上眼，我和你之间，也还有一千四百英里的距离。
在等待的日子里，他像钟摆一样在一个个小时间机械地摆动，每天以同样的规律运作：十点睡觉，第二天早上六点起床，洗漱，用餐，然后在护士的监督下静静地躺三个小时，如果期间没怎么咳嗽的话，还能获准坐起来读一本书。午餐之后再静静地躺三个小时，然后在晚餐开始前有一个小时左右的自由活动时间。
说是“自由活动”，其实并没有太多“自由”。
他的“自由活动”被限制在病房与收发室之间一条长长的走廊上，面向一片空地，远远可见连绵不断的厄尔士山脉隔在他和欧洲大陆的另一端中间，看不到海，更不可能看到海对面的岛屿。
他看着空地上的白雪一层层融化，继而消失，露出底下湿润的泥土，看着早春的青草从那里面抽出一些细嫩的芽，渐渐拔高，在一天比一天暖和的风中静悄悄地摇头晃脑。
然后他知道，时间已经过去很久很久了。
Collins始终没有回信。
他依然天天去收发室，不再询问有没有他的信，只是默默地靠着墙坐上一个小时，然后回去。
他说，他过来是因为收音机，不是因为信。
收发室的老头微微看他一眼，别过脸，并没有多说什么，也没有指出他根本听不懂捷克语。
收发室里的确有一台收音机，机型老旧，右边的喇叭已经失灵，在冬天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收不到信号，入春后总算渐渐能听到一两个电台了。德占区的傀儡政府每天都在喋喋不休地叫嚣要把支持盟军的叛党全部处决，而苏占区则一直在宣扬苏联在东线战场上的捷报。
即使没有老头的翻译，他也知道苏联人最近频频获胜，因为卡车送进来的物资越来越多了，有一次甚至带来了一批小型医用器械，包括一台从德国人那里缴获的X射线机。
医生立即用那台机器给他拍了一张片子。
“这里，”医生指着肋骨下一个隐隐显现出的白色环形对他说，“这就是肺结核的病灶。”
环形所在的位置是左肺叶，正对心脏，看起来像挖出了一个黑漆漆的空洞。
看着X光片的他忽然笑了。
——原来，那里真的有洞。
医生说他的病灶旁边已经开始出现一点点白色颗粒，那是钙化的前兆，而且他近来也不再咳嗽，证明他很可能正在慢慢痊愈，也基本不具传染性了。但谨慎起见，还需要继续治疗一段时间，只是自由活动的范围可以不再受限制。
“你的意志力很强，先生，”医生感慨道，“当初刚刚见到你时，我一度以为你不可能坚持下去。”
不，他无声地回答，我很可能坚持不下去了。
如果说四年多的战俘生活像活生生煎熬了二十年，那么，他等待回信的这短短三个月就像过完了一生。
他以为直到他一生结束，等待也不会结束。但是他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