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木长(27)

我的肩膀不负期望地被冻伤。起初以为没什么事，军大衣许多天都没卸下，加上天气寒冷，清洗伤口更为麻烦，就耽搁了。没过几天，肩膀就举不起来了。

我请了一个小时的假，打算去处理。盖勒克斯在炭火旁烤热了刀，我咬着牙坐下，开始解大衣扣子。寒气灌进来，最里的棉衣和冻伤粘合在一起，一片青紫色。

“你有火药吗？”我只觉得肩头钻心地疼，尽力地将声音放轻。

“火药是撒在枪伤上的，您糊涂了。”他在我身后半蹲下，刀口细细地挑粘在创伤处的布料。我左臂不自觉地颤栗，逼着自己和他说话：“是啊，这两天实在没歇过......”

我真希望，他能把我当做一个剔骨疗伤也能谈笑风生的人。

盖勒克斯停了下来。他把我的大衣往下拉了拉，将手臂伸到我面前。

“您疼就咬着，这里没有木片。”他道。

我只在他挖下腐肉时咬住他的食指闷哼了一声。温热的血液顺着胸口躺下来，他迅速地用绷带止住，把我考到一边。“谢谢”在此时都说不出口，我只听他道：“没破血管，那是淤血。”

我试着活动了一下。他在我身边坐下，给我看了看表——我的休息时间还有十五分钟。

这几日天空无星无月。

顺便记一句，母亲来信，说父亲已经被处决了。

3月19日

德国撕毁了慕尼黑协定。

消息过来的时间，大家条件反射般扔下手里的工具去拿枪。

铁路停工了。

4月2日

我翻找到了盖勒克斯的元帅军衔肩章。

他走进帐篷时，我拿着肩章看向他。

他伸手要拿回他的肩章，我甩手闪躲过去，向后磕到桌椅，不得已停了下来。他本是要伸手抓我的肩，似乎想起我没好透的伤口，放下手叹了一声。

我皱了皱眉，把肩章抛还给他。他利落地将那片肩章抛进炭火盆，只听得呲啦一声。

“你是怎么打赢红海战役的？”我真心诚意地问他，“当时前辈那么年轻。”

他默了一默，道：“那时我父亲刚战死。我遇见你父亲——就是我的老师。”

我记得十五六岁时在圣彼得堡见他，那时我不过是个学生。我也叫他前辈，他当时留着长发，美得不可方物。

入伍后头发都剪了吧。

6月7日

斯大林格勒开战了。

我们向莫斯科出发——大概莫斯科已经准备好作最后的鏖战。我军装穿得笔挺，向安东道了别。我们在改编以后没有碰面的机会了。盖勒克斯和我在一个步兵连，好歹能照面。

叶尼塞河刚到开冰期，北方边陲不到六千人的临时师沿河出发。赤尾雉在林间啼鸣着寻找配偶，扑打翅膀的声音简直要盖过车马辚辚与流凌相撞的声响。

晚间的星河也重新灿烂起来。一轮黄澄澄的残月也时常与人会面，玲珑挂在天空一角。

我们乘火车向南方去。

随身的左轮手枪我已经擦拭不下百遍，在拥挤的车厢里，我忍不住把它拿出来细看。盖勒克斯靠着我睡着了，我放下枪，触了触他柔软的发丝，又将手缩了回来。

谁才是美人啊。

他大概被我打扰了，抬起身子。我低声说了句对不起，将枪收起来。一片昏暗嘈杂中，只有心跳声无比明晰。

“如果不打仗，后半辈子留在伊加尔卡也挺好。”盖勒克斯道，“有原野森林与山脉，和人世不相通......还有西伯利亚的星河。”

我在他有剥茧的掌心无意识地画了个十字。

8月21日

原谅我很久没有动笔。战事繁杂。

战火快要烧过来了。我在莫斯科，动弹不得，每天清早跑完步后神经质地坐在发报机前，或者就是打开收音机。

元首进行了最后演讲，我一个字没听进去。

“为土地与人民。”

9月7日

我们在城郊扎营。

树枝在天际拖过横斜的一笔画，落了几只乌鸦。杂草丛生的郊外适合隐蔽，更适合挖掘壕沟。天还没热起来，就又将在西伯利亚寒流的侵袭下重归于寒冷。

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即将胜利，但那无济于事。日耳曼人的另一支武装越过高加索山脉向我们逼来。

我已经在发报机前坐了两宿。暂时没有任务，我拿起笔来记点东西。我实在想说说我们连的连长，那个有点跛腿的老头子。说实在的他不算老，四五十岁的样子，无来由的沧桑，一双眼睛像是麋鹿的，陷在满脸皱纹里看不真切。

他总喜欢叫我和其他的年轻军人“孩子”，但他总是叫盖勒克斯“副连长同志”。盖勒克斯三十岁出头的样子，能替他分担不少。我这参谋长，在他眼里大概就是孩子。

今天写了生死状和遗书。连里一个十七八岁的小男孩拿着钢笔在遗书封面上画着简笔画的花儿，其他人也叫他给画上两朵，最好能看出来是矢车菊。

10月1日

战争爆发第一天。

我们在莫斯科西郊与敌人猛烈交火，壕沟外打得一片烟尘弥漫。子弹飞速划过和大型装甲车开过的声音无比尖锐。耳膜好像被震得支离破碎。

我在壕沟里一待就是十四小时，敌人顽固地冲锋，到后来，我换子弹都不需要看枪管和弹夹的合缝处，只听“咔嚓”一声就继续架了枪开火。

这种战况，我也没时间看星河了。

整个人其实已经倚靠在壕沟壁上，腿没力气，只有手眼不断配合着瞄准开枪。后脚踝被人一拉，我毫无防备地向后跌去，一声巨响便在面前炸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