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军官证又皱又染上血，那农民也不识字，满口方言。但他认出了于锦铭军服上的徽记，一下抛掉锄头，边朝村庄狂奔，边高呼：“伊是阿拉额空军，快来救伊！伊是阿拉额空军！”

不一会儿，田野上站满了人，整个村庄的百姓都出动了！一窝蜂地涌出来！人群中走出四个中年男人，他们搬来一架竹床，不由于锦铭多说，就将他抬上去。四周的人围在竹床边，时不时喊着“当心点，当心点！”，跟着它摇摇晃晃地进到村子里，放到最有名望的一户人家的草席上。

方圆三里，只有一个巫医。也算不得是医，帮村人通灵问鬼神的次数，比开药方的次数多得多。

这半吊子的医骑着一匹瘦弱的驴，哼哧哼哧跑来，见到于锦铭的枪伤，黄渲渲的脸白了半边。

他摸着长胡子，同身旁的村民嘀咕几句。于锦铭听不懂的他们含混的沪语，怕他们胡来，反复问他要干什么。巫医招呼小童熬了一碗汤药，执拗地给他灌下。于锦铭喝完，顿感四肢无力。巫医上前，掌心摁在他的额头，虔诚地念诵经文。

少顷，屋外进来一名老人，端着装满黄泥的面盆，又进来一名妇人，送来两块干净的毛巾和一盆热水。

巫医沾湿毛巾，替于锦铭洗净伤口。一盆清水转眼化为血水，妇人进进出出，换了三四次热水才算完。接着，那巫医用孽子挑出皮肉里的碎弹片，再往伤口涂抹黄泥。于锦铭听着耳旁时近时远的祝祷，迷迷糊糊地受着，竟不觉疼。

前线战局瞬息万变，于锦铭自知不能久留，处理完伤口，便请村人想办法，将自己送到松江城。张发奎司令的军队驻扎在那里，他们可以帮他联系到空军部队。

众人听闻，不敢耽误，当即推举出一名五十多岁的男人，驾着牛车，载他赶往松江城。得知他要走，有个头发花白的阿婆匆忙蒸熟四五个白面馒头，沾满红糖，拿薄棉布裹着，颤巍巍塞到他怀里，叮嘱他在路上吃。

于锦铭吃力地坐上牛车，一屁股栽进稻草。

此时，太阳已升得极高，日光将村民们泥黄色的脸晒成金红。负责护送的男人坐上车，挥动鞭子，老牛慢悠悠地迈开步子。

路上，男人问他：“侬是啥地方人？”

于锦铭说：“东北人，哈尔滨的。”

男人一扬鞭，又问：“侬今年几岁啊？”

于锦铭答：“二十五岁。”

那人听闻，叹了口气，道：“侬年纪个轻，出来打仗，怕不怕？”

于锦铭本想说不怕。

因为他是军人，对方是老百姓，他是来保护他们的，绝不能露怯。

可看着眼前这个与自己父亲差不多大的男人，面庞黝黑，背脊宽阔，于锦铭不由涌上一阵酸楚。

“怕。”他轻声说，语气平淡。“但我身前是上海，身后是南京，这两个地方都有我很重要的人，所以我不怕，大不了就是一死，死就死了，去阎罗殿见弟兄。”

“好！打外仗，阿拉勿怕！侬怕了，小鬼子就吱哇乱叫，都过来欺负侬。”男人提高声调，倒是豪气万丈。“阿拉齐心协力，晓得伐？”

于锦铭勉强笑笑，将话题引向他，问起他的家里人。

男人淡然道：“吾儿子就在市里向，伊是炮兵练习队的学生。”

说罢，头顶再度传来日机引擎的嗡嗡声，它们从头顶飞快掠过，前往战区，开始新一天的投弹。

上海一连几日的大晴天，炸弹也一连几天地投。

从月初投到月中，蕰藻浜、走马塘战线接连吃紧，战亡的将士太多，到以亡者的血肉作胸墙的地步。随着一声声炮击，胳膊与腿炸得满天飞，挂在落光了叶子的树梢。川军顶不住换桂军，桂军顶不住就换匆匆到昆山补充完新兵的中央军。

顿悟寺战地夺回来了又失，与之相对，租界高墙内的宵禁一改再改，从九时，放到十时、十一时，最后到十二时。

不知亡国不亡国，上海大约要亡。

风雨欲来之际，躲入租界的人们不约而同地陷入一种疯癫的狂欢。

他们争相挤入灯火通明的赌场与舞厅，从橙黄的房间进入红色，从红色钻入蓝色，好似爱伦坡笔下普洛斯佩罗亲王的化装舞会，在极度的狂欢走到尽头时，迎接红死魔的降临。

好容易从旋转门逃出，来到寒气逼人的夜幕下，又会撞见街上花枝招展的妓女。她们的数量一晚比一晚多，好几次徐志怀坐车回家，都遭到她们的拦截。最大的快五十岁，最小的才十四五，敲打着车窗，脸蛋紧贴上来，厚厚的脂粉下，一团孩子气。

局势越来越坏，收音机从早开到晚。家中的电话响了又停、停了又响，语气急促地传递着各路消息——谁谁谁找好了人，打算乘渡轮逃去香港；谁谁谁跟外国大使有关系，预备一张机票飞美利坚；谁谁谁投靠了维稳会，也就是要当汉奸。

徐志怀只缄默地聆听着那头嘈杂且混乱的声音。

直到二十日深夜，客厅冷不然响起一通电话。

徐志怀披一件法兰绒睡袍，匆匆下楼接起。

“喂，徐老板……”女人话音慵懒。

“谭碧。”徐志怀听出那头的话音，皱眉道。“有事？”

自五年前那件事后，他们便再无联系，仅在社交场上偶有碰面。

“你们宁波帮的傅爷，前通商银行董事长，你认识的吧。”

徐志怀应一声“嗯”。

“他好像跟日本人有牵连。”谭碧压低声音。“我听说，他前天在家里组麻将局，想拉人入伙，等沦陷后建一个新政府，有人推举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