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看看。”文清丢下书本跑进去。
未几, 他走出来，一脸的不可思议：“真的徐公傲，他真的竟然跑到海城来了！”
“什么？文清，你看到徐公傲了？”
原本春妮只跟文清在小声说话，他这一声喊顿时让其他人都炸锅了：“你没看错吧？徐公傲那是大汉奸，他现在不是应该好好在牢里呆着受审吗？”
“对啊，我也看过报道，是这样写的没错。是不是只是个跟徐公傲长得很像的人？”
“是真的，我骗你们干什么。我见过他，这人左脸上有颗痦子，一模一样！”常文清急了，甩出个惊天大消息。
“不会吧？那人在哪？我去看看。”
这下大伙全没了收拾的心思，一窝蜂往里头涌去。闹哄哄等找到文清说的地方时，那里已经是人去屋空。
文清说得有鼻子有眼，学生们不问出个究竟，哪里肯干休。要不是春妮还记得手头上的事，约束了又约束，只怕当下就要出事。
只这一出插曲后，人心也散了。几个学生将书籍整理完搬回车上，男生们匆匆打了声招呼，就跑得不见了人影。
事情在第二天得到了证实，这批学生们很多出身于官僚家庭，徐公傲都能大摇大摆进出政府部门，他们打听这些半公开的消息更不是难事。
一个父亲是警署官员的学生说，徐公傲是中央方面某大员亲自下令放出来的，对外的说法是他身在曹营心在汉，为抗倭事业也做出了不小的贡献，是有功之人。他被放出来有段日子了，心思又活络起来，这些天四下交游联系，还想给自己弄个官当。
“这不是扯蛋吗？姓徐的跟青帮合作，上到民族企业，下到小摊小贩，被他逼税逼到家破人亡的民众数不胜数，这些全算了？”
“他给伪倭集团提供的资金害死了多少抗倭志士，这些呢？又怎么算？”
“还有他勾联德国政府要来武器援助，打击我们的抗倭势力，这些当年可是当成政绩在报纸上吹了好几个月，我家都保存的好好的，现在你跟我说他做出了贡献？他做出的贡献有他害死的人多吗？”
“你们说的都是国家大事，我舅舅那年在南城的大马场看场子，可是亲眼见过他杀人的。怎么杀人也不用偿命吗？杀人也是在为国尽忠？”
不管是谁，做了恶，总有人替他记着。
学生们越说越气愤，最后振臂一呼：“走，我们去市政府，找市长问问，汉奸凭什么被放出来？凭什么还能能光明正大走在路上？”
“等等，”有心思细密些的学生很快想到关窍：“我们先去报馆，找几个同学写几篇文章投上去。这事绝不能就这么算了！”
“对，我哥是《海城日报》的主编，我去打电话找几个记者来，跟着我们一起采访。”
“这事绝不能就这么算了。什么鬼东西都能来翻案，翻翻翻，他以为他是乌龟啊翻来翻去！”
春妮站在人群里听了一会儿，看他们还算克制，料着出不了什么事，同文清交代两句便离开了。
她今天要马上赶去一趟海城郊外。
自从去年匆匆回海城营救常文远，春妮跟涂铁柱再没见过面。今天早上老涂跟之前一样，托人传信过来，要她带几支青霉素过去，她必须马上赶过去。
毕竟老涂跟政府军不是一伙的，政府军在这经营了几十年，就算中间走了几年，比临时组建的倭伪政府还是强不少的。政府军如今回来，他这段时间的日子肯定难过。
街上人流恢复得跟战前差不多，再不像倭人占据那会儿，几天几夜地排队买不到一粒粮食，只是一些紧俏物资仍是难买。
春妮料着他那儿的情况，在杂货铺里买了两斤糖，几斤盐，又买了些米面杂粮，手里的钱花得七七八八，东西往空间里一放，去常文远的餐馆留了个话，骑上车就往乡下赶去。
老涂手里拉着一支百来号人的队伍，这点东西牙缝都不够塞。但春妮手里积攒的钱财物资早在倭占时期就消耗得差不多，这几个钱还是她这两个月攒下来的一点。方校长一直说，校厂盈利后留些钱给工人们分花红，可这话春妮从战前听到战后，也不报什么希望了。
按理说她现在有了些社会地位，也会赚些钱，还是赚多少花多少，一分钱都留不下来，真不知道那些在这种年景也能发财的，除了出卖良心之外，都是有什么凭恃。
除了程老板。
抗战结束后，文艺界头一个恢复元气。程老板去年在政府军进城的庆功宴上就被人请去登台献唱，后头人知道他在海城，一个接一个来请，他硬是连唱了一个月，才找个机会脱身回了京城。
连着桂生在电影厂也忙脚不点地，抗战期间，稍微有些骨气的文艺界人士隐居的隐居，出走的出走，如今重整山河，很是出了几部振奋国人心志，叫好叫座的电影。
桂生趁这股风潮，把他大哥桂丰也介绍进了电影厂做场记。方校长倒想叫儿子们接着读书，可师母的病吃药要钱养，出完桂玉学费之后，家里再余不下一个子儿，只好默许了儿子们的安排，先在电影厂打工，攒够钱再去上学。
就连桂宝，说是那家人把他当眼珠子疼，最难的时候，别人一家人也没饿着他。师母略安定些后，一直惦记着把孩子接回来。方校长是个信人，念在那家人在自己家最困难时养了孩子，坚持不愿过河拆桥，这事也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