陛下如此反复，重小节而忘大端，成德纵然平顺，将来的局势也难以预料。
只是皇帝对他还算信任，也明说了这笔钱会用来养军，让李吉甫也无话可说了。
他虽然倾向于削藩，但也不看好这一战，只因有天兵在，皇帝又想打，才绞尽脑汁地出主意，如今皇帝不想打了，自然也没必要坚持。
李吉甫便默认了这个选择，只是问道，“陛下打算怎么跟那些天兵说？”
这事皇帝也想过了，道，“契约上写了，若是违约，需赔偿他们一成的费用。朕若是选第三策，所费本就不多，给他便是。”
李吉甫总觉得，天兵既然得了皇帝的许可，能光明正大地介入河北局势，不会那么轻易收手。不过目前看来，他们也不至于主动掀起战争，顶多是在河北也如在长安这般行事，那对河北百姓倒不失为一件好事。
如此想着，便点头道，“既是陛下已有决定，那便尽快下旨召回李鄘吧。”
免得人到了成德，与王承宗起了冲突，又平添波折。
不管是召回李鄘还是加封王承宗，这圣旨显然都不好写，李纯干脆让内侍将轮值的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全都召来，一同草诏。
这些官员基本都是反对开战的，听说皇帝又不打仗了，俱都十分欢喜，连声称赞皇帝圣明，然后就开始分派起任务。
今天值班的又有白居易。李纯还记得他之前那封奏折写得有多不客气，便点了他的名字。
白居易也很高兴，援笔而就、一气呵成。
然而等圣旨发出去之后，宫中就渐渐有消息传出来，说皇帝之所以改主意，是因为王承宗主动献上万金，且以后每年还有进献。
满朝文武都被这个消息砸蒙了。
一旦开了这个先例，以后其他藩镇也都有样学样，贡赋不入国库，而是输入皇帝的私库，买好皇帝，朝廷变成了一个有名无实的空壳子，那他们这些朝臣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
但尴尬的也在这里，前脚他们才上了歌功颂德的奏折，现在也不好立刻大声反对。
况且不开战也确实是他们的诉求，只要不考虑具体的过程，也能厚着脸皮说一句皇帝是在众人的呼吁之下改了主意，是他们的胜利。要是点明了皇帝收钱的事，那这政绩岂不是又没了？
出于这样的心理，大部分人都缄口不言，但还是有一批忠直之人继续上书。
其中就有白居易和韩愈。
两人的文章角度虽略有不同，但都写得汪洋恣肆，而且都将矛头直接指向了皇帝以及他身边的宦官和宠臣，认为他们为了一己之私促成此事，却会造成朝纲废弛、国纪败坏的恶果，最后受损的却是皇帝的圣明，一旦传出皇帝爱钱财的名声，只会为天下笑。
要是说别的，李纯未必会在意，但他们偏偏点出了他不愿道破的私心——根本没有什么蒙蔽圣聪，是因为皇帝想要钱，俱文珍和李吉甫才会主动配合。
至于成为天下人的笑柄，没有这两封奏折，未必会有这种事，但有了这两封奏折，天下人必然会笑他了。
这让李纯如何不恼怒？
更进一步，要是只有一个人说，李纯虽然恼恨，但回头气消了也就罢了。到底是难得的才子，李纯自己未必重视，但不想把人推到天兵那边去。
偏偏不止一个人。
白居易和韩愈，在皇帝的印象里都是耿直不会说话的，所以他们开口了，那还有多少人没有开口，但心里也是这么想的？
这么一想，李纯顿时寝食难安。
思来想去，最后还是咽不下这口气，皇帝干脆召来重臣，将这两份奏折给他们看，又违心地说，“朕岂是为万金？是为万民尔。这便将万金归入国库，朕分文不取，庶可使天下人知朕之心。”
皇帝难得大方一次，众臣自然交口称善。
而皇帝既然下了这样的血本，他们自然要负责处理掉让皇帝不高兴的人——而且还不能以“议论皇帝收钱的事惹得皇帝不快”为由，要另外找个罪名。
一般来说，这种得罪了皇帝的官员，通常都是远远地打发到外地去，眼不见为净。但这两人却不能这么处理，按照皇帝的交代，不能让他们离开两京，更不能让天兵有机会把人招揽过去。
所以最后纠结了好几天，政事堂终于做出决定，将两人塞进了詹士府。
詹士府是东宫的属官，负责辅佐、教导和护卫太子。不过现在皇帝根本没有立太子，东宫官自然就成了闲散官职，正好用来塞一些不太方便处理的官员，用白居易自己的话说，是“不任事而时不忍弃者”。
奏折递上去，皇帝还不满意，又给他们加了个分司东都，一竿子把人支到了洛阳。
韩愈本来就是国子博士分司东都，只是从一个闲官转到了另一个闲官，倒是白居易，要收拾行李，拖家带口地赴任了。
因为是贬官，人人都知道皇帝不待见他，所以出发这天，没什么人来送行。
虽然是在预料之内，但白居易还是感觉到了几分凄凉。
从二十九岁考上进士，到现在已经八年了，他始终保持着一种勇猛精进的姿态，将所有的热情都投入了政治之中。可是现在回头去看，忽然发现整整八年时间，自己实在没有任何建树。
说了很多，做了很多，最后却没有任何结果。
也不对，最后的结果就是被投闲置散、萧索离京。
他在城门处滞留的时间太久，母亲和妻子都有些不放心地掀开马车帘子，关切地出声询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