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他父亲的描述，叶桐生上高中时是住校生，经常晚上翻墙出去泡网吧打游戏，他们学校很严格，老师向家长反映叶桐生有网瘾，他们就把叶桐生领回去进行棍棒教育，打断了好多根藤条也没把他打服，叶桐生反而一怒之下离家出走，跑到了隔壁邢城他舅舅家，只在高考那两天回去参加了考试，上大学就跟家里断了联系。”
兴城的教育事业十分出名，沈政宁读高中时，学校还组织过教师去兴城进修，学习当地名校的先进经验。不过近些年来随着观念变革，逐渐出现了一些对兴城的批判声音，如今人们再提起兴城，已不复当年的狂热推崇。
沈政宁低头看着酒杯里翻涌的气泡，心里有点不是滋味：“高中时翻墙上网，毕业后进了互联网公司，叶桐生还真是不忘初心啊……他对计算机应该是发自真心的喜欢吧。”
这感慨来得有些迟了。他真正认识了解一个人，竟然是在对方离开这个世界之后。
他不再有机会听到他亲口谈及过去，也不会在闲聊时笑着说出“从事自己热爱的行业真好，我选计算机只是因为专业热门好就业，其实我小时候想当名侦探来着。”
“这还不是最离谱的。”袁航用一种沧桑的语调说，“今年六月，叶桐生回了老家兴城一趟，偶然遇到了一个亲戚，对方认出了他，说他父母这些年过的不容易，劝他回家看看父母。
“叶桐生可能是心软了，加上亲戚把遇见他的消息告诉了他父母，他就回家见了父母一面。他父亲不想让他再离开家乡，当晚把他的身份证、电脑手机都藏起来，人锁在房间里，坚决不允许他再回盛安，命令他必须收心，在老家老老实实地找个人结婚生孩子。”
即使袁航的描述已经尽量精简，沈政宁仍然感觉到一阵毛骨悚然。
“他父亲是做什么的？”
“退休以前是县水利局科员，顺带一提他母亲是药房的销售人员，就是很常见的普通家庭配置，没什么大钱，但在当地也能过的很舒服。”
沈政宁支着下巴：“叶桐生逃出来了，然后呢？”
袁航说：“我们调取了叶桐生的就诊记录，今年7月份，也就是他从老家逃出来之后，他到盛大附属医院精神心理科做了量表，确诊中度焦虑和抑郁，病历明确记载了患者自述有轻生念头，医生给他开了米氮平和劳拉西泮。”
“长期服用？”
“是的，但他只在就诊时开了一次药，后来没再去医院开过。”
亲情矛盾、抑郁症、曾有过轻生念头、最后发出的“对不起”……散落各处的事实串连成线，鲜明地指向了最终的结论——原生家庭引发心理问题，在一次又一次的抗争和失望中不断恶化，最终走向崩溃。
这样的悲剧并不鲜见，或者说由于见得太多，甚至有了一种“果然如此”的顺理成章。
“令人惋惜。”沈政宁说。
袁航：“能说说你的看法吗？”
“我？”沈政宁失笑，“我一个外行，高中时那算不知天高地厚，现在还怎么好意思在内行面前现眼？况且我和受害人多少沾点关系，会影响你的判断吧。”
“不会。这案子已经结案了，除非发现新证据，否则无法推翻现有结论。”袁航笃定地摇头，话却说得有几分迟疑，“我是觉得这个结果……怎么说呢，好像是顺着我们的惯性思维发展出来的……我很担心自己是不是掉进了套路陷阱。”
飘忽的念头导致他解释起来断断续续的，不过沈政宁听明白了他的意思：“我大概能理解你的想法，说实话，以我和叶桐生的几次接触来看，我确实没感觉到他有严重到轻生的消沉情绪，反而觉得他是一个很有韧劲、善于解决问题的人。当然这也有可能是他把情绪隐藏得很好，并不想让外人知道自己的伤痛。”
“此外有一点我没想通的地方，就是叶桐生最后的那条朋友圈。”
“你们工作用的手机和日常用的手机是分开的，所以你会在自己日常那个号发朋友圈，工作机不发任何跟私生活有关的东西，对吧？”
袁航点点头。
“叶桐生有几个微信账号？”
“只有一个。”
“他没有分开工作机和私人机，我能看到他最后的那条朋友圈，说明没被他屏蔽——但在此之前，他从来没有发过朋友圈，不管是自己的日常、还是工作相关的推送，我猜比起全都是熟人的微信，他应该更偏好在匿名社交网站记录自己的生活。”
“所以为什么最重要的、最后的告别，他偏偏要发在朋友圈呢？”
袁航皱眉：“不是因为他想让所有人知道吗？所以用大家都可以看到的朋友圈……毕竟是告别，总要有点隆重的仪式感吧？”
“仪式感？”
“对。”
“那就更不对了。”沈政宁说，“生死都是大事，庆祝生日最基本的仪式感是卡在0点说生日快乐，叶桐生如果那么在意仪式感，那条朋友圈不说选在半夜0点发布，起码也要凑个整数，比如11点整。”
“发布时间10点43分，甚至不是45分，除非这个数字对他有什么特殊意义，不然也太随便了。”
袁航伸手拿过杯子，仰头干掉了剩下的啤酒，深吸一口气：“还有吗？”
沈政宁面无表情地：“别这样，有点吓人。大晚上的，你搞得我要不敢走夜路了。”
袁航刚被触动的神经瞬间松弛下来，嗤地一声笑了：“你才吓人，被学霸吊打的感觉真是酸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