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沈默不打算居功，但高拱还是承他这个情的，破天荒的站起来，朝沈默无声的一揖。

沈默轻叹一声，绕到案前把他扶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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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在那排黄梨木的囤背椅上坐定，相视微笑，都知道对方是平生仅见旗鼓相当、却又气味相投之人。没有必要再多说什么，沈默请高拱出山就是为了治国的，若有什么私心，又何苦把这个劲敌搬出山呢？

“你我可谓管鲍之交。”这次沈默先开口了，笑道：“希望你这个管仲，不要让我老鲍失望啊。”

见以大改革家管仲比喻自己，高拱脸上浮现浓重的知己之色道：“今天子基命宥密，孰与成王贤？对我二人亲之信之，不在周、召之下。今国事危难，如蜩如螗，正需要你我兄弟二人齐心戮力、同舟共济，期于周、召夹辅之谊，以成前古未有之伟业！”

沈默被他说得先是一愣，《书君奭序》曰：‘周公为师，召公为保，相成王为左右，召公不悦’，也就是说，没有容人的雅量，或有大权独揽的想法时，留着一个有政治抱负的人在左右，而自己又没有卓越的地位，可以笼罩一切，必然会引起政治上的不安。

但看到高拱脸上只有赤诚之色，知道自己是多心了，便也郑重点头道：“愿辅佐新郑公，成此不世伟业！”

他可是次辅，说出‘辅佐’的话，让高拱这种当仁不让之人，也感到有些脸上发烫，呵呵笑道：“有志一同、齐头并进，互相辅助吧。”

“鸟无头不飞，兽无头不行。”沈默却摇头道：“还是以新郑公为主，我为辅吧。”高拱能对任何人坦然受之，但对沈默不行，连连逊谢。却被沈默喝一声道：“我又不是为了成全你个人的名位，纯粹为国国家考虑。你为何推推拖拖，难道还有私心不成？”

被沈默这样一说，高拱也不再谦虚，严肃的朝他一拱手道：“那就当仁不让了！”

“正该如此！”沈默便起身下堂，向高拱深深一揖道：“惟愿公以国家朝廷为念，永不坠此志！”

“江南……”高拱感动坏了。他想起当年两人还在国子监时，以天下之志共勉，十年后的今天，终于到了实现理想的时刻了。

沈默也激动的热泪盈眶，两人紧紧握手，算是缔结了联盟，这才回到各自座位上，商量起接下来的动作。

“如今是百孔千疮、千头万绪，”高拱问道：“不知江南以为，该从何处入手？”

“先立权威，再清吏治！”沈默也不客气，沉声道：“把这两件事做好，才能谈具体的改革，否则……”说着苦笑道：“就像我搞的军事改革，张太岳的财税改革，举步维艰，事倍功半，令人沮丧。”

“不错，我也是这般想法。”高拱沉声问道：“那又该如何去做呢？”

“立权威，就必须先把前任的余威扫除，在这个过程中，树立自己的权威。”沈默望着前方，目光仿佛透过墙壁，看向遥远的未来道：“清吏治的话，你是吏部尚书……”

高拱缓缓点头，沉吟片刻道：“赵贞吉这个人，你怎么看？”

“此公急公好义，胸有经纬之才、心有报国之志，乃十分难得之人。”出乎意料的，沈默对赵贞吉的评价十分之高。

这让高拱的笑容有些凝滞，声音变得沉重道：“这么说，我不能动他？”

“必须要动。”沈默摇摇头，有些悲哀道：“张太岳说的对，至此危难之际，必须要省议论、重诏令，容不得那么多声音。”轻叹一声道：“让此老到地方上，任一方面大员，可以两全其美。”

高拱点头道：“不错。”

第八三四章 时不我待（下）

沈默对赵贞吉的印象，还停留在那年的十里长亭。第二次致仕的赵老夫子，送给自己那本《孟子》的时候。

然而此番入阁之后，赵老却与之前判若两人，很多人说他是看到前列皆后辈，心里不平衡所致。但沈默知道，此老并非如此肤浅，他故意表现出来的险躁，其实不过是一种手段。当日赵贞吉入阁的谢恩奏疏，沈默是拜读过的，此老信誓旦旦‘朝纲边务，一概废弛，准备拼此一身，整顿国事’之言，绝对不是假的。而他之所以要倚老卖老、颐指气使，其目的只有一个，便是树立自己的权威。

作为内阁里排名靠后，年纪却最大的阁臣，要想按部就班的等着上位，恐怕要到下辈子才有可能了。只有像爆仗一样一触即发，让人不敢惹，时时刻刻摆老资格，才有发言权，这几乎是此老想要在现在的位子上，想要表达自己的声音，做些建树，所能采取的唯一法门了。

然毋庸讳言，赵贞吉是有辅弼的才具的，热心报国也是真的，但他是六十以外的人了，在行动上的专横以外，是其治国思想上的保守和求稳。现在的内阁里，他和李春芳、陈以勤等人奉行没有徐阶的徐阶路线，已经成为了改革变法的最大障碍。

为了驱逐徐阶，沈默已经付出那么多了，现在他更不能欣赏赵贞吉的人品，去阻止高拱对他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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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夜定计之后，第二天高拱便回吏部上任了。这天是隆庆二年七月十一日，被后世视为隆万大改革的起点……

在此之前，徐阶、李春芳这两位首辅的工作重点，仅放在纠正嘉靖朝的严重偏失上，他们对于社会上、朝政上存在的弊端，虽然也就事论事的做过一些缓解调处，但从来没有敢于在重大体制问题上，触动‘祖宗成法’，一切都是‘恪遵旧章’而行，遇到矛盾绕着走，从不敢对全局性问题，做出重大改革的试探。

如果换成沈默当这个首辅，恐怕结果也不会差太多，至少目前这个阶段，他不认为这应该是自己出头的时候。好在他最大的优点，就是可以把舵手的位子，让给更合适的人——只有具有大勇气、大气魄、大智慧者，雷厉风行、威严果敢的行此大刀阔斧之事，方能开一革旧布新之局，放眼朝野，沈默认为高拱是最合适的人选，所以才会毫无保留支持他。

而能否进行改革，改革能否奏效吗，成败的关键就在于用人。因此整顿人事就成了当务之急。这件事让高拱来做，真是最合适不过。他可谓第一流的吏部尚书，一到部，便立即召开全体司官会议，没有寒暄，没有废话，一上来就亮出了手中的宝剑。

他首先严厉批评了二百年来实行的，徒具形势的人事考绩制度，认为三年一考，三考才论黜陟，而九年之间，官员有因死亡、丁忧、事故而去职的，亦有因仕途顺畅而一升再升的，既难久任，如何可以在原职九年而待三考？因此，所谓考绩云云，便成为只有升而无降，是‘考绩黜幽之典废’。更荒谬的是，每当考察之时，所发落的官员之数，前后不相上下，其数未足则必找补，其数已足即不复问。高拱犀利的质问一干吏部官员道：“天下间岂有六年之间，不肖者皆有定数？可知不过是有人为了苟且了事罢了！”令一干官员羞愧难当。

但高拱从来不给渎职者面子，他进一步指出道：“即使那些被认定为不肖的官员，吏部也不过是苛求隐细、虚应故事；而真正大奸大恶者，却不敢问而佯作不知，乃至颠倒黑白，反称高洁。这样的考察，不过是‘纵虎狼于当路，觅狐鼠以塞责，此人心所为不服也！’”

针对以上情况，他要求吏部自今以后，第一，必须因事用人、不能因人设职；强调唯才是举、因材酌用，不许庸碌贪婪者滥竽充数、浑噩官场；第二，强调言功罪以定迁黜，提倡以实心行实政，办实事；第三，不以科举出身名次作为用人的主要标准，而是根据业绩破格用人。

为此，高拱反复严申人事纪律，诸如：凡已经领取任命而不到任之官，一律免职降用；对经查实有据的贪污官员，不许再朦胧复职；而对于虽被科道弹劾之员，仍必须核实证据后再做处置；对冗员一律裁革；对于伪冒官员者，严惩不贷；对吏部官员犯法，罪加三等；要求吏部司官，把一切官员之姓名籍贯，编造成册，同时在下边注明贤否，以便按图索骥，使人才一求便得，以免所用非人。当然，给出评价的官员，要为自己的评价负责，一旦所用非人，要遭到惩罚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