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着手上的戒指，真的舍不得除下来。我念书时就渴望将来要拥有一枚“蒂芬妮”的结婚戒指。
“既然喜欢，就等三个月吧。”文治说。
“对呀，结婚戒指是戴一辈子的，反正两位不是赶婚期。”那位售货员说。
“你替我们订货吧。”文治说。
“谢谢你，徐先生。戒指来到，该通知哪一位？”
“通知我吧。”我说。
那位售货员开了一张收据给我们。
“戒指来到，可以刻字。”她说。
我珍之重之把单据藏在钱包里。
三个月，太漫长了。我紧紧握着文治的手，走在熙来攘往的街上，三个月后，会一切如旧吗？
“我们是不是应该到别处买戒指？”我再三问他。
“你担心什么？”他笑着问我。
“我想快点嫁给你。”
“都那么多年了，三个月就不能等吗？”他笑我。
我们不也曾三番四次给时间播弄吗？却再一次将爱情交给时间。
第二天回到办公室，我把未来三个月要到外地的活动全部取消。我要留在文治身边。
一天，他喜孜孜地告诉我，他和一个朋友正在做一宗把推土机卖到国内的生意。
“国内修筑公路，需要大量的推土机，但是省政府没有足够的钱买新的机器，马来西亚的瑞士制旧推土机，
经过翻新之后，性能仍然很好，达到新机的七成水准，价钱却只是新机的三成。我们就把这些推土机卖给公路
局，一来可以帮助国家建设，二来可以赚钱，利润很不错。”他踌躇满志地告诉我他的大计。
“你那个朋友是什么人？”
“他是做中国贸易的，是我中学的同学，我们偶然在街上碰到，他跟我提起这件事，他原来的伙伴因为不
够钱而退出，但是马来西亚那边已谈好了，现在就要付钱。”
“他为什么要找你合作？”
“他的资金不够，我们要先付钱买下那批翻新了的推土机，所以他要找人合作。我是记者，又曾经到国内
采访，他觉得我可靠，我们过两天就会上去跟公路局的人见面。”
“你这个同学靠得住吗？”
“我们中学时很谈得来的，你以为我会被人骗倒吗？”
“当然不会，但你毕竟很多年没见过他－－”
“我和他一起去见公路局的人，还有假的吗？”
“你为什么忽然会有做生意的念头？你从前不是不喜欢做生意的吗？”
“这是很有意义的生意。”他拍拍我的头说，“放心吧。”
“要投资多少？”
“不需要很多。”他轻松地说，我看得出他投资了很多，为了不想我担心，故意装着很轻松。
我总是觉得他过份乐观。他这个人太善良了，根本不适合做生意。
良湄日渐复原过来，为免刺激她，我和文治决定暂时不把结婚的事告诉她，况且我们根本没打算大事庆祝。
那天，她心情比较好，我陪她到中环那间印度餐厅吃午饭。
“你还有见傅传孝吗？”我问她。
“偶然也有见面，别误会，我们现在是朋友，不是以前那一种，事实上，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我一直以
为熊弼是个拒绝长大的男人，实际上，他是个勇敢的人，他在那个关头，仍然愿意最后一个离开。我怎么可能
爱上其它人呢？最好的那个就在我身边。”
“我们总是过后才知道。”我说。
饭后，女侍应送来一盘幸福饼。
“你要一块吧，我不敢要。”良湄说。
我拿起一块幸福饼，剥成两瓣，取出签语。
“写些什么？”良湄问我。
签语上写的是：
离别与重逢，是人生不停上演的戏，习惯了，也就不再悲怆。
“离别了，不一定会重逢。”良湄说。
我要跟谁离别，又跟谁重逢？
跟良湄分手之后，我到超级市场买酒，还有二十天就是三个月了，我要买一瓶酒留待拿结婚戒指的那天跟
文治一起庆祝。
在那里，我见到杨弘念，我们离别了又重逢，原来签语上说的，就是他。许多年不见了，他沧桑了很多。
这几年来，他也在洛杉矶和加拿大那边发展。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首先开腔。
他手上捧着几瓶白酒，说：“回来一个多月了。”
“哦。什么时候改变口味的？那边有‘天国蜜桃’。”
“我现在什么都喜欢尝试，近来爱上这个。”
“是这样－－”
“听说你要结婚。”
“你怎么知道？”我惊讶。
“有人看到你去买结婚戒指。你忘了你现在是名女人吗？年轻、漂亮，是时装界的神话，很多人认得你。”
“是的，我快要结婚了。”
“是不是嫁给那个新闻播报员？”
我点头，问他：“你近来好吗？”
“怎可能跟你比较，你是如日中天。”
“没有你，也没有我。”我由衷地说。
“只有人记得周蜻蜓，怎会有人记得她是杨弘念的徒弟？”他笑得很苦涩。
“你教了我很多东西。”
“你很幸运，我真妒忌你。”
“我很努力，你不是说过我会很好的吗？”
“我没想到你可以去到这个境界。”他眼里充满了忌恨。
我从没想过他会妒忌我，妒忌得如此苦涩。他从前的高傲，彷佛一去不回。我曾经以为，他深深地爱着我，
难道那一切都是假的吗？抑或，他对我的爱，从来也是出于妒意，因为想占有，因为想控制，所以自己首先失
控。那个红玫瑰和夜莺的故事，不过是一个他自我催眠的故事。
“再见。”他说。
“再见。”我跟他说。
我不想再见到他。
那天晚上，我幸福地睡在文治身边，紧握着他的手，那样我觉得很安全。文治却在床上辗转反侧。
“有什么事吗？”我问他。
“没事。”他说。
“是不是那批推土机出了什么问题？”
“那批机器没问题。”他说。
接着那几天，他总是愁眉深锁。
那天晚上，良湄走来找我。
“文治不在吗？”她问。
“还没有回来，我刚好想找人陪我吃饭，你有空吗？”
“我有件事要告诉你－－”她凝重地说，“关于文治的。”
“什么事？”
“外面有人说他卖一些不能用我推土机到国内，欺骗省政府的金钱。”
“谁说的？”
“是电视台新闻部的人传出来的。有记者上去采访别的新闻，公路局的干部告诉他，文治跟他的朋友把一
些只有两成功能，完全不合规格的推土机卖给他们，那个干部认得文治是香港记者。听说他们已经扣起打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