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过头来才看见我，我连忙抓住她问：“从前住在这里的人去哪里了？”

在问出这句话之前，我想的都是好的一面。

那人自己是记者，伯父又在外交上有些手段，想必消息灵通。应当早得了信，举家迁入租界去了。

房东太太的嗓音有些尖细，这时候却和缓了不少，“你是他家什么人啊？我跟你说哦，那家出事了唉，你还不晓得吧。”

我的耳朵嗡的一声，仿佛出现了一声长而刺耳的鸣笛声。

我只能看见房东太太上下翻动的红唇，却一句话也听不进去。

好不容易这一声悠长的鸣笛声稍歇，我只记得自己立刻跳上车，拼命往办公室赶。

等回到法租界。

从门卫到办公室的人都纷纷回避我的目光。

情感上我不愿相信，理智上我已知晓。

房东太太没说错，确实出事了。

那位姓麦的主任出逃，听说是日方的特务。

自然，经他介绍的青年才俊也不是普通的记者。

他早就盯上了我带回来的金疙瘩。

终于在我前往美国时，找到了机会。

韶华心性纯真，容易相信所谓的好人，这才被他蒙蔽了。

这原都是我的错。她能被蒙蔽，我还能被蒙蔽吗？

我无法原谅自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直到上级找到我，交给我韶华的遗物

——一本锁在办公室里的笔记本。

我打开第一页就掉下来一张照片。

那是我们立功上台受奖时拍的合照，照片上两张微笑的脸，胸前别着红花。

我抚摸着照片里韶华的脸，还有她发辫上缠着的菖蒲花。

一滴泪无声的滴落在她的脸上，我连忙用手去擦。

那相纸擦干后还是凹下去一块，照片上她的笑脸都斑驳了。

照片背面似有蓝色的字慢慢显现在那斑驳的一小处，我连忙翻过来看。

是那首诗，怎么会是那首诗。

我眼前仿佛出现了她那一日的笑脸来。她并不看我，只低下头去看池塘里的鱼。

她的手正托着腮，声音闷闷的，并不太大声的念：“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

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

我将头低下去。

那本子的最后藏着她留给我的信。

是一张空白的纸，需要加热才能显出字来。

她说：她对不起我，也对不起阿娘。

是因为她的缘故，那人才会得以进入她的办公室，偷走经她过手的模板。

她发现时为时已晚，她只能尽力去做补救。

她找到了那人藏经济情报的地方，点了一把火。

只是可惜，她动静太大，引得那人醒来，连忙救火。

模版虽已被毁，但其他的情报被抢回泰半，她也被踹伤。

她始终记得我和她说过，我们是这条战线上的最后防线。

于是自感没有尽责，也深恐牵连于我，唯以一死赎罪。

她在信的末尾对我说：“我等不到你了。原宏，再见。”

我在她为数不多的照片里选择了她立功受奖的那一张。

裁去我的那一半，作为遗照。

对外只说，是意外落水而亡。

而我承担起了照顾常夫人的任务。

每月按时给她寄钱，冒充韶华的口吻给她写信，出差时去探望陪伴她。

常夫人在幸福中离开人世。

她死在1939年的夏天。

战争来临，我依然漂泊各处，做着维持汇率稳定的工作。

后期又跟着一位冀先生辗转于重庆和南京，进行有关经济的秘密工作。

我在1945年前往香港之前，又回到了韶华在镇江的家中。

常夫人将这些信保存的很好，她用一个很大的相册。

我在里面看到了那个由我编造的幸福生活，还有几张蓝晒的照片，是我让人影印合成的。（注）

其实仔细看，还有些不和谐，也不知常夫人是否起疑。

我将那个相册随身携带。

1949年的夏天，在电台播完《客途秋恨》曲后，插播了一条有关局势的最新新闻：上海苏州河南岸已经解放。

彼时，我正透过西营盘家中的藻绿色百叶门看向外面灰白色的海面。

楼下中药铺的小学徒正仰头大叫，请我下去听电话。

我沿着唐楼窄而长的木楼梯匆匆下去。

电话那边是同事，他因刚从大陆过来，消息自然更快一些。

果不其然，第二天，《星岛日报》即刊登有关上海战事结束的消息。

接下来几个月，飞一般发生了许多事。

可即便飞的再快，也终有落地的一天。

或许是对局势的变化早有预料，为了方便沟通，我家中已装上自拨电话机。

这种电话机自1930年起开始招揽用户，多出现在店铺中。

盖因一年百多数的电话费用，一般家庭未能负担。

虽不必再叨扰楼下中药铺，我还是在中秋节时送上了文华馆的金腿肉月饼以示对往日关照的感谢。

新电话机接到的第一通电话来自于同事。

随后没多久，我就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两个尾随的人。

有赖同事的额外嘱托，我提早预备，就此开始配枪。

尾随之人有时是专业的，有时没那么专业。

还操着一口有明显口音的方言，游荡在我家附近。

对于曾在重庆工作过的我来说，能明显察觉出，这是明显已露的败象。

香港就有他们的站点，跟踪是他们的老把戏。

我想起曾经听审过的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