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世界变了。
有人说她打电话不给钱，有人说她是小偷，有人说她是没人要的孩子。
蓝媛知道是谁说的。
那个电话亭家的女儿。
也是那个人，从第一年，就带头孤立她。
至于原因，没有。
也许是简单地看她不顺眼，也许是其他轻描淡写的原因。
总之这些原因，于她们任何人而言，都不重要。
蓝媛只知道，她没能因此吃到什么好结果。
所以即使后来蓝媛意识到自己忘记给钱，也没有再怪回去给钱。
只有两毛钱。
却让蓝媛升起“报复”的快感。
可蓝媛没想到，这快感背后，是长达两年的校园暴力。
蓝媛时常不知道自己那些年是怎么过来的，她会在上课前忽然发现自己课本没了，然后翻天覆地地找，最后在厕所的茅坑里找到，也会在回家的路上被恶犬追咬，她拼命地跑，却不敢回家，因为她怕那些人知道她家住在那里。
一个县城无非就那么大，所以后来还是被他们知道了她的家。
于是她开始频繁地丢东西，被窝里有死掉的老鼠，锅里有半个老鼠头。
蓝媛常常崩溃，又在崩溃中自愈。
反反复复，两年，七百多天。
初中毕业的时候，蓝媛站在学校发布的高校录取名单前看看着自己的名字，看着名字后面跟着的年龄，恍惚意识到，自己居然才十五岁。
百年人生，她才走了不过十分之一。
人生这条路，比她想象得难走多了。
高中的时候，那些人终于肯放过蓝媛。
可能觉得没意思了，也可能是大家忽然觉得时间不够用了。
蓝媛松下一口气，开始更艰难的生活。
高中学习压力大，可蓝媛仍然需要放弃晚自习时间去兼职，她在饭店刷盘子洗碗，周末去超市做收银。
日子无非是累了点，但是有盼头，蓝媛觉得每天看看日出，看看月亮也不错。
直到，出租屋旁边住进来一个男人。
蓝媛后来无数次都在想，人是不是摆脱不了性。
因为人性二字就含有性。
那几年，很流行一句话。
“假如生活强/奸了你，反抗不了，那就去享受。”[1]
蓝媛知道自己反抗不了，所以她开始从中牟利。
她不再打工。
或者，她打的是另一份工。
高中毕业那年，蓝媛考进北京，学校拉了好大的横幅给她庆祝，并回老家采访她的家人。
面对镜头和麦克风，对面记者对于生活是否艰苦的提问，蓝媛看着镜头很久很久，笑着回答：“我只看结果，不看过程。”
对于整个初中高中，蓝媛的过程是长达七百多天的校园暴力，长达三年的被强/奸，被卖/淫，和七次流/产。
蓝媛在去往北京的火车上告诉自己，这些都不重要，她要的是，此时此刻，她正在去往北京的路上。
大学的日子当然也不好过，弟弟要结婚，姐姐的孩子要上学，姐夫要来北京工作，姐夫今天生病了，姐夫明天房子到期了。
蓝媛全都管。
什么都管。
毕业第一年，蓝媛工资八千，负债六万。
工作第二年，蓝媛年薪十二万，负债七万。
工作第三年，蓝媛跳槽新公司，年薪十七万，负债两万。
这一年，蓝媛第一次感受五位数的床。
是张奇的床。
工作第四年，蓝媛年薪二十七万，负债二十万。
这一年高中出租屋隔壁那个男人，找上了门。
工作第五年，蓝媛年薪三十七万，存款十七万。
这一年，那个男的入狱六个月，大姐夫在工地摔断腿回老家，二姐夫转去广州上班。
同一年，蓝媛意外怀上张奇的孩子，并被医院告知她不能再流产，于是蓝媛隐瞒至孕七月，并将孕检报告夹在合同里放进张奇办公室。
工作第六年，蓝媛年薪三十七万，奖金七万，存款二十万。
而年前，她带着十万现金回老家，与此同时递出一份与家里断绝关系的合法合同。
同一年，蓝媛亲自面试舒遥，并给舒遥办了转正欢迎会。
同一年，蓝媛和张奇领了结婚证。
同一年，张奇收到匿名邮件，邮件全是蓝媛过去的“履历”。
同一年，蓝媛和张奇领了离婚证。
蓝媛记得很清楚，那一天，是北京接连下雪的第七天。
张奇给蓝媛一张银行卡，摆摆手，让蓝媛赶紧从家里搬出去。
蓝媛没动。
张奇满脸嫌恶，“你装什么装？你不是喜欢女人吗？”
蓝媛看着张奇，眼前犹如过电影一样，迅速过去无数帧斑驳陆离的画面。
然后定格在舒遥脸上。
“蓝媛，你从一开始，就没有坦诚相待。”舒遥这么问。
蓝媛有点想笑。
一开始，一开始是什么时候，从什么时候算一开始。
从她见到舒遥第一面吗？
还是从她见到舒遥简历照片的第一面。
这张脸，真的跟何善太像了。
那年何善二十岁出头。
如今舒遥二十岁出头。
而偏巧，这一年，之于蓝媛，仿佛是真正意义的重新开始。
“何善”又出现在她的世界里。
蓝媛很难判定自己如今对何善什么感情，爱，或恨，事实上都不重要了。
因为何善自己的孩子都已经上小学了。
而她也从来没有真正出现过何善面前。
可蓝媛很清楚地知道，她想得到这位崭新的“何善”——舒遥。
“你在怕什么？”舒遥又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