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暂且抛开工匠是否贵族化这个事实不谈，从其他的方面去考虑。”

“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士农工商，国之柱石民也。从最早的世官制起，客卿制、举荐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权力的掌控者，在不断的向下沉淀，工匠出身的权力掌控者，在历代中原王朝中始终缺位。”

补充短板，比如工部尚书石璞在称病之后，朱祁钰就安排了工匠出身的王卺递补了工部尚书一职，目的也是补充“工”在中原王朝始终如一的缺位。

这个缺位的原因真的追溯，要追溯到墨家和儒家争道了。

“从军事的角度来看，工匠无疑是最好的预备役，他们既有力量，也有组织，更是天生的守序者，不遵守规则的工匠，在生产中，都死伤在了生产事故之中了，也就等同于秦汉隋唐时的良家子。”

“从经济上来看，对内，劳动者是最广大的消费者，而所谓的贵族化，从国内市场来看，他们是积极的、踊跃的、旷日持久的消费者，是广大而厚重的内需基本盘。”

“对外，为了维持工匠贵族化后的利益，整个大明，都需要从六合与八荒之地，获得足够的资源，来满足工匠利益诉求，如果无法满足，则是深陷矛盾不可自拔。”

“从这次的棋盘园木工厂的罢工来看，工匠们，可不好对付啊。”

“从文化的角度上来说，他们读书识字明理，正是生产力提高后体现的需求，从水利螺旋压扎机、飞梭、钦天监十大历局的地动仪、十八种齿轮套件、八十锭的棉纺车等等来看，工匠所谓的贵族化，是极大的促进了生产力。”

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只有不断提高经济基础，才能够不断的提高文化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两宋文化兴盛的原因，完全的得益于繁华的经济基础。

于谦认真的思量许久俯首说道：“陛下圣明。”

陛下不止一次证明了自己才是对的，这一点连流落到了交趾的柳溥都深表赞同，如果柳溥能够早一点领悟到陛下是对的，他也不至于现在如此不堪。

而陛下从四个角度去考量工匠贵族化是否合理，显然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一以贯之的，而非临时起意。

“那么，工匠真的贵族化了吗？”朱祁钰摇头说道：“朕以为不然。”

工匠贵族化？

其实工匠只是中产，而不是贵族。

“倘若一个工匠当街杀人，即便他的匠爵是大工匠，知府衙门在判的时候，依旧要判其斩立决，送大理寺三次复奏，而后秋后问斩，更遑论大工匠本身就是守序者本身。”

“但是一个世勋当街杀人，这个世勋就可以通过议、请、减、当、免，来免死，即便是最严苛的法学士去断案，亦是如此。”

司法特权。

商鞅是秦国严刑峻法的代表，甚至作法自毙，商鞅因为逃亡住宿需要验看身份而被抓捕，自己的法条害了自己的命。

即便是商鞅，面对还是太子的秦惠文王嬴驷当街杀人，商鞅也只能处罚太子的老师，而无法处罚太子。

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只是法家美好的愿景。

工匠缺少了明显的贵族特权，在司法、徭役、税赋上，都没有得到任何一丝一毫的优待，甚至比之缙绅尚有不足，何谈贵族化？

于谦则眉头紧皱的说道：“陛下所言有理，但是臣依旧认为工匠有贵族化的可能，并且正在发生。”

在于谦看来，陛下有意让工匠阶级平替缙绅阶级，完成对阶级平替，这个过程中，一些过去走过的弯路，是必须要避免的。

比如司法、徭役和税赋上的特权。

朱祁钰想了想说道：“朕并不否认这种可能和现象，而且朕以为是一种必然和趋势，无论怎么看，都要比只会收租的缙绅要强的多。”

只知道收租，只想着如何钻朝廷的空子，研究怎么收租的缙绅，绝对是一种落后的、倒退的社会现象。

相比较之下，朱祁钰更愿意给工匠们一些司法上的格外优待，比如给的劳动报酬远低于市场价格的时候，工匠们有罢工的权力，通过司法和行政，保护劳动者的权益。

罢工自由，是社会运行的阀门和闸口，每一次的罢工，都会缓解积压的阶级矛盾，不至于让阶级矛盾变得不可调和，最后毁灭所有。

这一点上，苏太祖在苏维埃建立之后，曾经回答过一个问题，在工人国家里罢工的工人，是对自己进行罢工吗？

对此苏太祖明确表示：在工人国家里工人采用罢工斗争，其原因是工人国家仍存在弊病，存在着各种封建和资本的残留，在夺取了政权之后，仍需继续斗争。（苏太祖文集第四卷）。

到了苏慈宗的时候，苏慈宗虽然没有禁止罢工，但是仍然将罢工视作违纪、旷工和破坏行为，严厉禁止。

这一点，并非苏慈宗背弃了工人，而是在苏慈宗时代，国际局势的变得更加紧张，三德子民粹高涨，整个欧洲坐在火药桶上，苏慈宗只能选择这种手段，加速工业化进程。

最后也证明，苏慈宗在国际局势判断的精准，因为没过多久，三德子就开始入侵苏联，残酷的卫国战争打响了。

这也是苏慈宗坟头上的垃圾之一。

朱祁钰虽然没有赋予匠爵任何的司法特权，但是他在司法上，支持和保护工匠们的利益。

大明并没有什么迫在眉睫、火烧眉毛的压力，不必牺牲工匠、农夫的劳动利益，去加速工业化进程。

于谦端着茶盏，慢慢的品茶，慢慢的思考，他在思考国家之制，在思考大明朝日后五十年，甚至百年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