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我蹲在桌边吃饭，觉得菜咸得令人难以忍受，我只吃了几口就把饭菜悉数倒进垃圾桶，打开洗衣机把他的洗好的衣服一件一件地在窗下晾好。我们没有专门的阳台，衣服都是在窗下风干的。把自己的衣服扔进洗衣机后我进屋去看他，他没锁门，这是我的要求。他连被子都没盖，大概是倒在床上就睡了过去，我抖开被子，轻轻地盖住他，然后把手伸到他鼻子下面，还好，呼吸温热。

我坐在他的床边，他的红色衣柜映出我的影子，一个穿着蓝色短袖黑色短裤的小男孩，瘦削的脸，细长的手脚，大概三厘米的乱糟糟地朝向各个地方的头发，我觉得那个影子很像一只虫，一只干枯的秋虫。

现在我们来说说他。

他叫曾谙，我的哥哥，大我二十岁。

母亲生他的时候，只比现在的我大两岁。母亲生我的时候，二十岁的他等候在产房外面，护士抱出哇哇大哭的我时医生对从走廊椅子上站起来的他抱歉地说，“我们已经尽力了。”

然后他接过了我，接着接过母亲的遗体。

我对母亲的印象是一片无法用字词捕得的朦胧和暧昧，所有的信息都来自他的讲述，他不算话多，也不是一味的寡言，只是在谈及母亲的时候会有一点不同之处，语气里总有一份珍爱和呵护，精致如瓷。

曾忆，他们是骗你的，你也有妈妈，只是主提前召见了她。

曾忆，别听他们瞎说，妈妈绝对不是那样。

曾忆，妈妈很爱你，她在你身上有很多愿望，只是未来及实现。

曾忆，妈妈绝对是这个世界上最圣洁的女人。

说这话的时候我七岁，他二十七岁，他的语气锋锐而坚定，用了最极致的形容。绝对，最，圣洁，如此不吝，仿佛朝拜神明。

他不写作，他绘画，于是便把心中的神明变成一幅又一幅铅色的素描，把沉沉的往事像牵一只木盆似的从江的彼岸拉过来。我们的公寓最初有一间用来堆东西的杂物间，他把它清理了出来，安了瓦数很大的灯泡，四面墙上悉数挂上那些铅色，千万条纤细线条勾勒出的人物拥有同一张脸。她在檐下抬起头看天光云影，她拉着孩子的手穿过闹市喧嚷朝家走去，她推开厨房的窗想给满是油污的空间放进一点新空气，她是无数断面的定格，如小小的木筏漂浮在雪白的素描纸页上，她被浸泡在如福尔马林一样的无限里。

我们的母亲，他心中的圣女。

他不工作的时候，待在家里，没有什么别的娱乐消遣，不看电视不打游戏，只是盘腿坐在沙发上支起素描本铅笔在纸页上沙沙作响如蚕吐丝般绘出阴影，他只画过母亲，低头认真的模样像是在凝视情人。我走到他身旁，说，哥，你这样对颈椎不好。他只是嗯了一声，笔尖上的雨声仍旧绵密。

有一次我故意对他说，哥，你画下我吧。

我是不抱希望的，说出这句话就跟吐出口香糖一样，但我没想到他会抬起头来，看我一会儿，然后点点头，说，好。

他让我站远一点，坐在窗台上，看着他，然后他竖起铅笔对准我像是在测量些什么，接着他改换了坐姿，再接下来便是运笔，我看不见他的画，但他那认真的模样还是吓了我一跳，以至于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我一动不动，像个雕塑似的配合着他。最后他说好了，我从窗台上跳下来觉得手脚都麻木，我朝他跑去，他笑着把素描本递给我，我愣了一秒，然后反应过来自己被他戏弄了，我扑到他身上，把他按在沙发上打他，他放声笑着，笑声清朗如汩汩山泉。而那被扔在一旁的素描本上，一个横放的鸭蛋圆下是两个上下重叠的人字，鸭蛋圆里点了两个圆圆的黑点画了一条短短的横线，这是我乌溜溜的眼睛和紧闭的嘴巴。他甚至懒到连一个四方形的窗户都没有画，他甚至都没有让我“坐着”。

那一年我九岁，在撒娇般的打闹中浪掷了哥哥的笑声，还没意识到这可遇不可求的珍贵。

“妈妈拉着我的手，她说曾谙你没法装作没听见但你可以选择不相信，你现在还小，令你苦恼的只是班上同学的闲言碎语，等你长大了，会遇上比这难千百倍的事情，那个时候你就会明白，和人打架也好，逃课绝食也好，都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终于她屈服了，不愿意看到我饿死，于是那一天她蹲下来轻轻地把我圈进怀里，说曾谙，如果真的这样难的话，那我们就搬走吧，就这样，我们开始第七次的搬家。”

我在摇曳的烛光中看着他的脸，他讲长长的故事，声音渗在屋外的雨水里，跟着一起清凉起来，像晨雾中的石头。他说那些年里他总是很自卑，巷子里的小孩们总把他当作靶子，把污言秽语的子弹装进童言无忌的枪膛，朝他发射，他说五年级的时候他曾经喜欢上班上的一个小姑娘，没胆给人写情书只是放学后悄悄地跟在小姑娘背后多看她几眼送她回家，他说他那个时候想的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小姑娘总会为他的诚心所感动乖乖“就范”，直到一个夕阳温柔的黄昏，她突然在红绿灯前停住脚步，回过头来隔着马路望着想要走过去的哥哥，说，

曾谙，你别跟着我了，我妈妈不许我和私生子玩。她说......像你这样的孩子很容易变坏。

然后红绿灯变换，一辆满载乘客的公交车从他们之间穿过，等到绿灯亮起，对面的小姑娘已经不见了。

他又说，“每次我发过脾气，都哭着问妈妈，为什么不恨我，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杀死我，妈妈那个时候搂紧了我，她说，曾谙，要记住，来到这世上，你是无罪的。”接着他说他在最敏感脆弱的青春期曾好几次自杀未遂，最后一次被抢救过来的时候母亲在他床边很平静地说，曾谙，如果你真的觉得非死不可的话，那么你去做吧，这一次我不救你了，但是曾谙，我会在安葬了你之后也了结我自己，因为当初生下你的时候我没有问过你的意见，你是被迫的，我是事件的主谋。

我有罪。

母亲说。

那一刻他看着母亲的面容，感到巨大的恐慌和悲伤，他从床上翻身下来，跪在母亲膝盖边抱着她哭着说，妈，你不要，我活着，我活着。

那一年他十五岁，出院后办了转学手续，校方很抱歉地表示这次校园暴力事件是学校管理疏忽愿意对受害学生做出赔偿，母亲摇摇手说不必了，拉着他的手快要走出门口的时候又停下来说，如果可以的话，叫那几个孩子的父母向我的孩子说声对不起吧。

坐在办公桌后的校长这才意识到，原来对于这场已经需要动用高层关系才能压下去的校园暴力事件，这一场已经成为受害学生自杀直接诱因的学校霸凌案件，还没有人站出来真正地对那个叫曾谙的男孩说一句，

对不起。

那是我十一岁的生日，他执行完任务从一个我从未听过叫安道尔的国家赶回来为我庆生，那晚下着暴雨，整个浅浮岛电力系统崩溃，他只吃了一小块蛋糕却喝了很多酒，接着便是长长的故事，藤蔓一样地在我们的小小公寓里铺天盖地地生长，直至遮天蔽日。

那一天我才知道，原来我们有不同的父亲，母亲怀他是因为遭人□□，他的诞生该追溯到一场罪恶的侵犯。那一年母亲不顾所有人的反对，生下了他，因此也和家中决裂，她的父母认为她是污点，不懂她在生下失贞罪证这件事上无耻的固执。于是她失去了亲人失去了故乡，和一个婴儿开始相依为命的茫茫余生。

因为带着这个罪证，母亲被男人们从婚姻对象的名单上开除，当然也有一些怀着不轨心思的示好者，一些过着糟糕生活的单身汉，他们在母亲经过的时候倚在门上带着下流的笑容吹着调情的口哨，母亲拿钥匙开门进屋，放下手中的菜篮后对左手牵着的哥哥说，“以后，一定不要成为那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