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正在沉思，忽听君王的声音响起：“安颐，你在北桓待了六年，对这位新桓王可有了解？”

沈安颐捧药在旁，如实答道：“此人乃是齐帝幺女、先桓王宠妃陈贵妃留下的唯一子嗣，先桓王喜爱非常，出生时便立为太子，被先王后所嫉。后来桓王病重，当时太子年弱不能主事，朝政委托丞相殷时存。太子无依，恐怕殷氏加害，便逃避出京，在外经营数年，很受外官支持。原武威将军谢鲲之子谢璇，是其幼年侍读，情谊极深。此人坚强果敢，野心勃勃，身边颇有多智之士，可谓外有忠臣，内有良辅。”

话音落下，殿中君臣一阵沉默。良久，昭王一声长叹：“此子而今执掌北桓，真是皇天不佑我昭国。”

沈安颐见父亲苦闷，心中不忍，一面思索一面劝解道：“父王不必太过忧虑。这位新桓王虽然刚强勇猛，但正所谓过刚易折，何况心强之人常常气傲，逆境中能忍一时，顺境时却很容易骄慢，容易化友为敌。水满则溢，月盈则亏，势愈盛时身愈危。北桓有这样一位新君，将来未必是福。父王只需行德爱民，治理好昭国内部，又何必为敌国烦心呢？”

冯虚眼神中流露出一丝讶异：想不到这个多年不见初长成的公主，竟有这般清明远智，只可惜却不是个王子……他无声打量着眼前少女，心下暗叹。

昭王听在耳中，心思突然一动，问沈安颐道：“这是你自己想的，还是别人告诉你的？”

沈安颐不料他忽有此一问，当下便愣了一愣：“谁告诉我这个？”

昭王目光微移。也是，上官陵只是负责接人，怎麽可能好端端对公主说这些？于是转了转头，对内侍道：“宣上官陵入见。”

未几，上官陵执笏进殿。

昭王看着她参礼完毕，道：“贤卿之前教本王，若欲胜北桓必先修内政。本王虽然有心，却不知如何修法，贤卿可否为本王略说说？”

“陛下有问，臣不敢隐言。”上官陵恭敬道，“无非‘明刑赏，严律令’六个字。”

“公主方才建议本王仁德爱民，贤卿以为如何？”

上官陵直言不讳：“公主的用心虽好，但她所言，乃是治平之术，而非治乱之术。”

“哦？治平治乱，有何不同？”

“远古圣皇以化治民；近世贤王以教治民；如今乱世，只能以法治民。”

“却是为何？”

“教化之治，乃是渐治之法，消耗的时间极长，几十年上百年，甚至千年。好处在于能够深入人心，一旦达成，影响深远，同样可保百年甚至千年太平兴盛。刑名治世，乃是速治之法。乱世之人性命短促，外部环境动乱，心思不安，没有教化的条件，只能先从律治着手。律治的坏处在于不够稳定，因为律法是一种强制，人们不是不愿做恶，而是没有机会，一旦出现可乘之机，世道很容易再次退回混乱。所以臣的建议，是先以律法去天下之乱，再以圣教成天下之治。”

冯虚看着御榻前侃侃而谈的少年，目露精光，拈须不语。

昭王沉吟片时。

“贤卿建议虽好，但自前朝以仁治天下，风俗尤重人情，如今骤而改用严法，只怕违背民性国风，百姓难以接受。”

“陛下，”上官陵端然一礼，“臣所谓严法，乃是严正之严，而非严苛之严。它并不排斥仁爱，甚至若无仁爱之心，便不能行严法之治。而民性国风也从不是一成不变的，朝廷的政令无论是有意还是无心，都会在事实上改变民性。政令影响着百姓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一旦改变，习惯和性情也会随之而变，进而使风俗变易。”

冯虚道：“风俗自然可以变易，但老夫听说‘善治国者，不变其俗’。从前伯禽治理鲁国，三年之后向周公回报，周公问他为何来得这麽迟，伯禽说自己‘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后除’，所以来迟。姜太公治齐国，五个月后回报，周公问怎麽这麽快，太公说‘简其礼，从其俗’，所以很快办妥。周公叹息，以为鲁国后世必为齐国之臣。所以贤者治国，不会改变民性，而是顺应民性。若如大人所言，只怕会事倍功半，白白劳苦百姓啊！”

上官陵目光转向他，眼里颇有钦敬之意，微笑道：“丞相所言，的确是至善之治，但此法不适用于眼下情形。太公受封齐国之时，天下已定，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四海无干戈，诸侯彼此相安无事，因此只需顺俗简礼，施无为之政，便可安国乐民。今时则不同，昭国前有虎视之敌，后有伺机之寇，虽欲行顺性无为之治，奈何时不我与，敌不我待啊！倘若边境不宁，百姓流离，我国虽欲安乐休养，其可得乎？帝尧行无为之治前，也要先抚平诸乱。譬如绫绢有污，不可直接用以制衣，必先去其污而后制。丞相以为然否？”

昭王靠在榻上，虚眯着眼眸不语。沈安颐静静侍立在旁，如水明眸凝视着上官陵，微露惊奇之色，她虽没少读书，但读的大多是诗词歌赋，从未听闻这等议论，顿觉耳目一新。

“你说民风可变易，”昭王缓缓开口，“那要如何变易呢？”

“无非对治时俗而已。”

“对治时俗？”

“是。”上官陵颔首，“世情时势，多无万全。每每是有所长必有所短，有其利必有其弊。圣王之治世，正是要兴利救弊，平衡短长，引入中道，使得人心归正，风俗化淳。”

直到上官陵辞退出去，沈安颐犹自沉浸在思考中，蓦然回神，才听到昭王唤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