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处问长安：王臣蹇蹇(200)

“先生所言甚是。吾即刻下旨，严禁内宫备办金银玉各器皿，只用磁、瓦、铜、锡等件，并不许用锦绣、洒线、绒花，帐幔、被褥，只用寻常布帛。件件俱从减省，成孤恬淡爱民至意（注8），”新梓颔首道，“可恨官场风气浇薄，为官者赃私糜帑，如纱帽下虎狼，为吏者钻穴蚀物，如城社之狐鼠，在上者手长智短，耳软眼瞎，在下者因循疲玩，敷衍塞责。如斯景象，若不严惩，民生何赖？诚宜整顿吏治，严惩贪污，小贪必杖，大贪必杀，免大宣以倾朝覆国之患也。”

江永心下微沉，暗道林新梓固然满腔热血，毕竟主政日浅，对于朝野的认知人云亦云者多而切身体悟者少。本朝开国之初，太（河蟹）祖定官吏军士俸给之数，自后以为永制。然而时移世易，二百年前定下的俸禄标准根本无法应对日新月异的物价，官僚纵无贪赃枉法之实，也不少收取陋规之行——地方加派之浮赋，下官进奉之“程仪”、“别敬”，上下通融之动费……江永历宦三朝，平日里人情往来，亦不免和光同尘。也正因如此，他对官场积弊了解颇深，对皇帝的提议并不乐观，“整顿吏治最动摇人心，请容徐徐图之。”

江永是在包庇同僚，还是本身便是其中一员？林新梓按下心头不满，从容笑道，“江卿所虑甚是，是朕考虑不周。”

“朕”字一出，江永连忙跪下请罪，被新梓虚扶而起，“朕闻江卿尝于浙东试行火耗归公、摊丁入亩诸政，后因白教作乱，改革日渐废弛，殊为可惜。朕拟擢升江流为浙江巡抚，一则整理地方军政民生，二则重推弘光年间新政，庶几令国用可足，民财不匮矣。”

江永的后背顷刻间蒙上一层冷汗，他又跪了下来，“ 江流不过一莽撞童生，才疏学浅，百无一能，岂能担此重任？天恩浩荡，遍临下宇，草芥微芒，无所不仰其光。臣一门以葵藿向阳之微心，涓滴报恩之微力，何功何劳，侥此厚幸？恳请皇上收回成命，使江流之愚不速咎于颠，而臣容身于庙堂，亦可少安矣！”

“江易之既有渊博之学识，又有治实之才干。其办理团练、敉平教乱，屡立剿贼复土之大功，封赏未足以酬，岂可过为逊免？”新梓道，“何况浙东乃卿乡土，正所谓‘闻者不如见者知之为详，见者不如居者知之为尽（注9）’，若欲合风顺俗、推行新政，纵观天下人杰，舍卿等其谁？卿宜以承命为恭，不必固执谦让，反伤我君臣之谐。”

话中已隐有威胁之意，江永如何能再三推诿？只得叩首领旨谢恩。新梓弯腰将他扶起，“足国用一事容后详议，请先生再教我正人心之法。”

“今天下板荡，人心之正要在乎定，人心之定要在乎国家之安，国家之安首在于兵战之策。曩者，大宣禀‘攘外必先安内’之识，置平寇于御虏之前，左支右绌，屡战屡败。今瞻海内局势，萨虏污我宗庙，害我子民，淫掠薙发，如在水火，仇怨之深，不可戴天履地。至于西南之寇，似可权且结盟，略其衅情，求掎角之援也。”

“天降丧乱，顺贼乘衅而起，乱国僭权，罪大恶极。吾今讨之尤觉稽迟，岂有结盟之理？”

“咸嘉之时，大宣已不能应对虏寇交侵，何况今日？”

“先生说的是，”林新梓的情绪逐渐平复下来，“只怕来日西北民志既定，则难动也。”

“若令萨人劫夺天下，则四千年华夏沦于夷狄之手，遍地腥膻之间，哀哀生民何存？文字衣冠何存？所谓天崩地解之难，莫甚乎是。至于联寇一事，夫王者无外，待驱逐胡虏，若彼未深识天命者也，则君各茂其德，臣各尽其忠，将提枹鼓，而战争复始耳（注10）。 ”

林新梓一听“联寇平虏”之后仍有易姓改号的风险，不由面色微沉，“保天下之后，若欲再保其国，尤需如何？”

“请陛下再任贤去邪，重定三朝顺逆之案，庶几可平人情、定国是，裨圣政于万一也。”阉党余毒至今尤烈，天启纵其恶焰，咸嘉抑其恣擅，弘光复其凶锋，致使朝廷之国策屡变，人心之向背不明。江永希望林新梓能旌表东林先贤之节义、摧折魏党余孽之气焰，编修《弘光实录》诸史以明确天心圣意，推翻《三朝要典》伪书以杜绝谄佞倖进——这些话本已由华安带予新梓，他本不觉还会节外生枝，未料却听隆武帝沉吟道，“盖国家之治，必文武和于上，始民兵和于下。纵观历代之受患，莫过于群臣朋党之最大。大宣开天，党肇于神庙之季。东林、魏党、复社、薛党交激递变，而有如此之痛效矣。朕今志在荡平，欲尽去诸党之名，但望文武能和衷共济，保国安民而令华强彝服（注11）。”

江永眉头轻锁，“ 圣上明鉴，东林、复社与阉党之异，非如宋之洛、蜀，为议论之异也，乃如汉之党人、宦官，其异在流品。夫天下之议论不可专一，而天下之流品不可不专一也。在议论者，和平之说未可尽废；在流品者，此治彼乱，间不容发，如之何其和平也（注12）？”

“东林、复社固天下之才薮也，然其持论甚高，而于筹敌制寇，卒无实着。间有心术不正之人附丽权门，嗜名躁进之辈纯盗虚声。其鱼龙混杂、藏污纳垢，则与阉党同之耳。”

新梓一言直刺要害，尽去温情脉脉的周旋与转圜，令江永不得不正面回应。“不特东林，程门之刑恕、龟山之陆棠，何独异于是？以沽名钓誉之人罪东林，犹以短丧窃屦毁孔孟也，”他在官场沉浮既久，独在此事上不问得失、只问清浊。从华安提出的三点要求中，新梓本应知晓他的执着，可偏偏没有重视，“君子小人无两立之理。思庙非不知东林之为君子，而以其倚附者之不纯为君子也，故疑之。亦非不知攻东林者之为小人也，而以其可以制乎东林，故参用之。卒之君子尽去，而小人独存，是咸嘉帝之所以速祸者，和平之说害之也（注13）。前车在焉，伏乞圣上明察睿鉴。”